论李白诗歌中的儒家思想及西传

                    李白诗歌中的儒家思想及西传

唐 静

（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摘要：从李白诗歌出发分析诗人对儒家思想的接受、批判和弘扬，并以此为参照探讨李白诗歌中儒家思想的西传，有利于深化国内外对李白文学、文化观念的正确理解，有助于通过李白诗歌这一在西方广为传播和深受喜爱的载体促进我国传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

关键词：李白诗歌；儒家思想；传播；接受

一、 李白诗歌中的儒家思想

学界对于李白诗歌中传统文化思想的分析由来已久，大多涉及儒、道两家，或称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或称其诗歌实以道家思想为核心，再或认为李白“屈庄以为心”，两种传统文化思想在李白诗歌中相辅相成、相克相生。从篇幅来看，相关学术论文大多涉及道家思想在李白诗歌中的体现和对其成就的影响，较少结合诗作论述儒家思想的表现和传承。部分原因或许是李白诗歌中描写山水自然，“飘然超世”、浮云富贵的篇章比比皆是，而有关儒家思想的陈述不多；部分原因或许是诗人高逸脱俗、独立自由的性格气质与道家思想更为亲近统一。为数不多论及儒家思想的文章往往默认同一个前提：李白诗歌中的儒道思想即为孔孟所提倡的正统儒家思想。然而事实上，个性张扬、豪放不羁的李白在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儒家思想是经过诗人自己感知、吸收、再创造之后的儒家思想，早已被烙上了诗人鲜明的主观色彩，是专属李白个人的儒家思想。而且，存世的李白诗歌中，虽然表现儒家思想的不多，但观点清晰、个性鲜明。因此，结合实例对李白诗歌中的儒家思想进行解读和审视有其必要的现实意义和文化意义。

儒家思想若用一个字概括其精髓，可用“仁”字。天宝年间，唐玄宗为了维持表面的帝国威严穷兵黩武，逞威边远。眼见不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李白并非如很多评论所说的那样，缺少关怀民生的热情，只醉心于自己的个人得失。他焦急、怜悯、悲愤，写下了“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的凄凉诗句对统治者进行控诉；又借用“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劝其实施仁政（《战城南》）。在安史之乱中，诗人写下“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古风》十九首）的诗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感情。即使在流放途中，他也没有因为个人的遭遇而沉沦。深沉的忧患意识使李白因安史之乱未平而“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离乱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章》）。

此外，李白不仅接受儒家所提倡的积极入世思想，更是身体力行地奉其为毕生追求。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李白将寿山人格化，代寿山回答孟少府，表明了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心迹。这种经世济国的抱负时时刻刻萦绕于李白的胸怀，被玄宗征召入京之时即表现为《南陵别儿童入京》中“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以不羁之才建功立业的渴望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李白被赐金放还，政治理想落空后写下《行路难》三首。在诗中，李白用“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行路难》其一）和“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唱出了内心的抑郁和忧愤。然而积极用世的热情最终让困顿中的李白摆脱苦闷、彷徨，保持了一贯的乐观心态和高度自信，继而用吕尚、伊尹、诸葛亮、张良等得遇明君的际遇勉励自己。即便不得志，诗人仍然坚持入世为民的操守：“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行路难》其三），并且发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的强音。这种为国为民的志向甚至到了诗人弥留之际也未曾改变丝毫。在绝笔诗《临路歌》中，李白借大鹏的意象道出自己为之执着、奋斗了一生的理想和壮志未酬的惋惜，更用孔子泣麟的典故感叹当世没有知遇。

因此，从其诗歌来看，儒家思想李白是接受的，而且是终生贯彻的。但在接受的同时，诗人并不像同时代的儒生那样只懂得对儒家思想亦步亦趋地遵从。他的态度是批判的。在《嘲鲁儒》中，李白对“白发死章句”而不思经世济国的腐儒进行了嘲讽。他把自己与这些孔子故乡的“鲁叟”进行对比：“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表明自己虽然也崇奉儒学，但重世用而不拘泥章句，更不至于“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那般只注重儒生仪表、行动迂阔。不仅如此，李白对于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也时有调侃，也曾自比楚狂接舆，高唱凤歌嘲笑孔丘：“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即使是为了实现政治上建功立业的夙愿，李白也并没有参加科考，而是采用了自己独特的途径：或干谒诸侯或隐居山林，希望直接被统治者赏识，由布衣而卿相。有评论认为，李白之所以不参加当时入仕正途的科举考试是害怕落第之后再无资本狂傲。这种看法应该是不成立的。唐朝风气开化，取士考的正是李白最为擅长的诗赋。他之所以不认同科举制度，既是出于对自己才能的高度自信，也是不羁的性格使然。由此可见，对于李白而言，是没有权威思想、权威人士这些概念的。与其心意相通的，他便接受；相悖的，他便嘲讽、批判、遗弃。儒家思想是如此，与之相关的制度也是如此。

崇奉而不迷信儒家思想的李白对儒家思想在涤荡文风、世风时所作的贡献是肯定的。以传世的《古风》五十九首为例，诗人不仅对儒家思想多有弘扬，就连自己在写诗时也有别于平时俊发飘逸的风格而采用了雅正中和之音。在《古风》第一首中，诗人更是开篇明志地发出“大雅久不作”的感叹，既统领全诗，更统领《古风》全集，点明自己旨在振兴、弘扬大雅之声的意愿。该诗最后两句“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秋。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诗人自比孔子，希望如孔子一样能有所建树。

综上，李白对于儒家思想，有接受、亦有批判和弘扬。采取什么态度，全凭诗人志向、个性选择。

二、 李白诗歌中儒家思想的西传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今，儒家思想之于中华民族不单单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历经千年的洗礼和发展，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甚至文化象征和身份。然而，尽管儒家思想在中国占有崇高的地位，也是最早传入西方的中国主流传统思想，它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似乎并不顺利。而李白的诗歌则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世界的欢迎。尽管自宋朝起，国内扬杜抑李的声音很足，但在西方似乎丝毫不受其影响。就连翻译之初，译诗中还存在大量误译和漏译的情况下，李白的诗歌便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喜爱。不论是学者诗人还是普通读者，都将他视为中国诗、乃至东方文化的代表。

纵观李白诗歌英译的历史，最早对李白诗歌进行译介的是西方的传教士、学者和诗人。除了诗歌本身清新自然的语言、瑰丽奇异的想象、浪漫豪放的风格吸引了他们以外，诗中的儒家思想同样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通过他们的努力，西方的读者也有了解李白诗歌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思想的机会。一方面，这些译者熟知西方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所选和所译诗歌易于引发西方读者强烈共鸣。然而另一方面，由于译者误读、不精中文等原因，常常使只能通过译诗了解李白诗歌的普通读者留下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印象。

早在1780年，英国诗人约翰٠斯科特基于对李白诗歌中儒家思想的解读写下了一首赞美李白的长诗《李白；或者好官；一首中国牧歌》。这首诗实际上是他关于东方文化所作的组诗《东方牧歌》中的第三首（前两首分别是关于阿拉伯和印度的诗）。在这首诗中，李白成了中国政治的化身，他是一位每日忙于处理政务、励精图治的王子和地方官员。按照斯科特的理解，中国皇室成员如果不能为国为民做出贡献，那他将失去自己的地位和荣誉。因此，诗中的李白总是殚精竭虑地为自己的臣民谋求幸福。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在这首用第一人称写成的诗中，孔子竟是这位年轻王子的思想导师。斯科特不知道李白“凤歌笑孔丘”的诗句，我们也不知道为何在他的诗中李白是这样的身份。但是李白诗歌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可见一斑。

两个世纪后，美国诗人康拉德•艾肯同样以李白为题写了一首长诗：《李白来信》。这首诗的篇幅更长，全篇四百二十四行，共分十二章。与斯科特不同，艾肯没有让李白背负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身份和含义。他从李白《蜀道难》、《古风》九首、《侠客行》和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等译诗中吸取灵感写成了这首抒情诗。全诗虽未涉及儒家思想，但谈到了李白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家思想等其他中国传统思想。

除了长诗，西方还有很多题咏李白的短篇。虽然内容和思想与李白的原诗或有出入，但都体现了西方对李白及其诗歌的喜爱和接受。也从侧面反映出西方译者虽然不精准、但影响深远的译文在传播李白诗歌的同时，也将诗歌中所涉及的中国传统思想间接传到了西方。因此，对这一时期西方文学世界对李白的歌咏进行梳理有利于我们充分认识李白诗歌在传播中国传统思想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到二十世纪后半期，李白诗歌英译的队伍中出现了刘师舜、罗郁正、翁显良、许渊冲、徐忠杰、孙大雨等一大批杰出的中国学者、翻译家。其中，许渊冲先生更是继阿瑟•韦利的《诗人李白》、小畑薰良的《李白诗集》和阿瑟•古柏的《李白和杜甫》之后，出了一本中国人自己完成的英译专集《李白诗选》。这些大家在李白诗歌英译的实践中进行了宝贵的试验和突破，为寻求李白诗歌英译的最佳途径做出了卓越贡献。较之早些时期的西方译者，他们的译诗更加精确、完整，但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程度却稍逊于前者。单单从儒家思想西传的角度考虑，也似乎鲜有人在选取、译介原诗时象西方译者那般敏感，注意到诗中的中国传统思想。

因此，综合考虑中西方译者在李白诗歌英译实践中的利弊，从长远的角度讲，为了让李白诗歌能更加精准地以原貌西传和更为广泛地被西方读者接受，诗歌中所蕴含的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思想应被纳入指导其英译的原则和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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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赵毅恒. 诗神远游 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5] 国学网站 http://www.guoxue.com

[6] 商务印书馆http://www.cp.com.cn